安静
　　先生把自己的画室取名“苦牛堂”是回到南京后。那时已过“不惑之年”，接近无可疑惑而“知天命”的年纪了。他似乎从小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，这意味承担与使命，他必须以牛的坚韧面对生存与创作，因此痛苦和幸福这种感受上的东西都已不在心间激越挣扎，宠辱亦渐渐变得淡然不惊。只要有一间画室、一个画桌，天地就广阔了，心在此间安住，不亦乐乎！唯其知乐，苦已被超越。
　　当然，他的苦不是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情绪的体验，而是绝对的客观现实。苦之源是他的出身。其父对他来说不过是履历表中虚幻的字符，由此注定的血统却意味着灾难。据江苏新沂窑湾镇收集整理汇编资料近50年的老先生陆振球撰文，窑湾镇曾是个比周庄更繁茂的古镇，经济与文化都显赫一时。父亲周景龙生于1905年，住窑湾中大街，祖父周从吉在清咸丰年间由山东大周庄迁居窑湾，祖传染织行业。父亲七岁被送到南街吴家大院学馆读书，后上窑湾天后宫中学，该校校长崔荣中是老同盟会员，江苏省众议院议员，他看其读书用功，继续送至上海读书，1924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，崔校长写信给廖仲恺先生，周景龙便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秘书，1934年调任陕西省国民政府省委委员，后任延长、宜川、洛川三县县长。抗战期间，国共两党停战和谈，开放对延安根据地粮食封锁，周景龙专程送去小米、红枣、羊肉等，并经潘汉年引见私下见到毛泽东主席。1936年西安事变中，为保证周恩来与张学良谈判成功，潘汉年私下通知周景龙，负责从延安去西安途中的安全保卫工作。周景龙1946年调入南京，1947年周志明（何牛）出生后曾举办百日宴，同乡好友国民党中将陈怡鼎、少将宋建人等出席。1949年南京解放后撤到台湾，周景龙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总务司长、参事，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台湾政府驻外官员。
　　父亲是1981年病故的，消息由新加坡友人辗转传来。出身殷实之家的母亲精通琴棋书画，为把五个孩子抚养大，她把值钱的东西当完然后去卖血，还在南京丁家桥摆过地摊。举家到东北的漫漫长夜，总见她掐指计算父亲的消息，文革期间大哥烧掉她仅有的几张与父亲的合影，其中一张是她身着戎装骑在马上的英姿。有一次她接受了北京潘汉年专案组的调查，叙述的往事如打翻的五味瓶。母亲在父亲去世的当年也撒手人寰，那也许是一种冥冥中的相连。
　　海峡两岸关系缓解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先生应邀赴台湾举办画展，在这个机缘里，由台湾政府内政部官员安排，他代表全家第一次给父亲扫墓。基督教三德公墓肃穆整洁安静，只有那颗因父亲而饱经磨难的心，跳声回响四方。
　　2005年台湾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先生首次访问大陆到达南京前夕，有关部门打电话问先生是否有意见连战。虽然父亲与连战父亲曾是旧僚，姐姐当年在西安也与连战同校，但自己并不熟悉这段往事就谢绝了，备受政治运动之苦的先生在这件事上哪敢造次？
　　2006年夏，先生在陕西写生期间专程去洛川，县档案局贾广宏局长搬出几个版本的县志让大家分头找，是先生首先发现父亲的记载：县长周景龙，二十九年十一月任，三十二年十一月去职-----先生失态地双膝跪地，说不出话，只见泪横流，这也许是在大陆见到的父亲唯一的历史记载。
　　梦回南京，长期以来是先生五兄妹的一个心结，此结难开。先生辞掉公职回到南京要办的最重要的事便是安葬母亲的遗骨，他要让苦命的母亲回家。先安在一个山岗上，2002年，当生活条件变好后就立即在南京郊外白龙山买了块讲究的墓地，把母亲骨灰和父亲的遗物合葬，立了碑文，让二老团聚在天那边。从此先生如释重负，只带着父母的合影走遍万水千山，为了，每天的清晨给他们上一炷香。
　　这头牛啊，舔犊情深跪乳恩重。
　　他还是头憨实的牛。凭此一生先生最尊崇的人是宋雨桂老师。当年刚到南京身上只有25元钱也没丝毫动念卖老师的画解燃眉之急。对老师的渴望却是年龄愈大愈切，甚至切到怕的程度。他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豪爽之人，此生让他懊悔的只有两件事，一是母亲临终前他不在身边，再是宋老师留他画画，他因家累而不能如愿。2004年冬，应沈阳军区某部邀请参加笔会期间，他终于辗转见到二十多年没见的老师。虽然他无时不刻不关注老师，但只见老师的《菁山行》、“大红袍”出版，却不知老师曾经病重，此时相见他们都感慨万分，先生更是老泪纵横。那天宋老师刚从北京回家，亦不顾万事缠身，动情地把先生带到楼上的画室说:“带画来了吗我看看”！老师在画桌上打开先生带去的画，略作沉思后拿起了笔很专心地补墨批改，然后在落款处写下百余小字：“甲申初冬何牛画友携画泊天竹堂，二十余载飞逝今又重逢，天各一方风雨潇潇双鬓雪染，叹人生苦短，然观何君近作颇多感思，笔墨修身岁月铸人，君之画仍不失北国风范大气溢扑纸外，塞北骨骼君变法之时不可弃之，也与君共勉，观画有感，宋雨桂题”。写完，老师另外铺纸左手蘸墨写下“画无定法”，如今此幅大字挂于“苦牛堂”中，豁然醒目。
　　先生从不敢轻易打扰老师，天各一方只在新春佳节电话问候。其实他此生未了的心愿就是与老师再次近距离接近，亲受老师指导。民革中央画院成立后他与老师的接触略增，2007年民革画院首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，先生的《拜谒轩辕峰》入选，老师专门在此画前向到会的刘延东首长介绍到：“这是一幅好画，既有北方的豪放又有南方画派的细腻”。2010年退休后北漂京城数月，或许有几成潜在的动因仍是为了老师。2011年民革中央画院理事会在三亚召开，期间老师对先生说：“何牛啊，海南蓝色的大海、黑色的礁石。鲜红的三角梅，多入画啊，你好好在这画吧”。这无疑增加了先生久留海南定力。
　　这个从小失去严父管教、如今也是桃李满天下人，内心深处仍是那缕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古道情怀！
　　一个人活在世间，能够把生命的全部至始至终都贯穿在一件事情当中是不容易的，尤其经历了相同时代却不同遭遇的沧桑浮沉，仍然以“仁者乐山、智者乐水”的豁然与达观从容对应命运，非常难能可贵。也许在先生的血液中深深蛰伏着笔墨基因，使他一开始涂鸦就能从中享受到原本的快乐，渐渐笔耕墨耘，绘画与生命须臾不离，他成了一头宣纸上的孺子牛。
　　先生是淳朴敦实的，尤其能吃苦耐劳，做事很执着较真。他喜欢与学生交往，以简单对单纯，不用心机不费神。他常说绘画是件寂寞的事，需要心静，但这寂寞不等同于孤单和内心空虚，它是一种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的精神操守。他的画室没有精美的装修昂贵的家具，却满是书卷与纸砚，在这个他自己的空间，创作的焦灼和纠结可以在笔端宣泄，生活的苦恼与委屈能够随水墨平复，成功的欣喜快乐让他常常拍拍画板偷着乐。
　　但仍有条无形的绳索牵着他，如同田野中那头被牵引的牛。
　　因为走过万水千山，先生才想从具象中抽象，从写实中写意。把自然山水融化在风中云中虚无中，如何进行概括，如何体现意绪，这种写意的功夫，是永远的课题，需倾其一生来作答。先生还在“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”，到“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”之间盘旋，还未从“入世”中“出世”，这最后一步的豪迈跨跃，必须呕心沥血。绘画是当代真正的风、雅、颂。我知道，不管前程如何，在这条注定的道路上，先生将“吃的是草挤得是奶”。
　　先生对绘画的执着与勤奋在南京画界有目共睹，他是那头只在耕耘的牛。面对现今这个多元的大时代，他拥有很多，也缺少很多，他始终没有补上市场经济这一课。他觉得，画家可以面向市场，却不可投降市场，要对自己负责，对绘画所承担的文化使命负责，因此要恪守创作的圭臬，坚持画品人品的操守。
　　这是在山水间、书画里养出的博大胸怀。